名家讲坛第38讲 | 陶东风教授主讲“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

2024年3月6日晚，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办了名家讲坛第38讲。

 

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了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陶东风教授主讲“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讲座由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魏朝勇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陶东风教授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对创伤经验的描述，并从中概括出创伤经验的两个明显特征：

 

一方面，强度和速度均超常的刺激，造成了极度惊吓，以至于无法通过正常方式加以适应；另一方面，则是强制性重复冲动（repetition compulsion，或译“重复强制”）与创伤固着（traumatic fixation）。

 

接着，陶东风教授继续对创伤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他指出，凯茜·凯鲁斯的创伤理论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又融入了解构主义的视角，在业内影响极大。而200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等主编的《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lexander et al.,2004）一书的出版，则正式标志着一个有别于心理创伤的“文化创伤”理论的诞生。

随后，陶东风教授就文化创伤理论的诞生过程进行讲解。

 

他强调，亚历山大等主编的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至今仍然是文化创伤理论的奠基性文献。

 

其中，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系统阐述了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创伤观和创伤研究范式，该文章指出“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

 

陶东风教授解释道，建构主义创伤理论首先否定的是所谓“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与“实在论的”（realist）创伤观。在亚历山大看来，日常生活中使用"创伤"概念的方式是自然主义的、非反思的，它把创伤看成一种不依赖符号建构的客观事实。

 

同时，陶东风教授补充道，需要注意亚历山大的部分观点较为激进，在他的理论中创伤经验似乎完全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甚至可以是完全幻想式的，这导致了其后诸多争论。陶东风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斯坦福文化创伤研究小组成员斯美尔瑟对于文化创伤理论的阐释，以及什托姆普卡提出的“引发创伤的社会变迁”概念及相关探索。

 

接着，陶东风教授介绍了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对“文化创伤”的定义，即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同时，陶教授也详细阐释了其他学者对于“文化创伤”概念的相关思考与探索。

最后，陶东风教授将探讨的焦点转向文化创伤的阐释与表征主体。

 

陶教授指出，这些能动者（agents）在创伤的表达、阐释和传播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事件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即所谓“创伤过程”（trauma process），便开始于由能动者做出声称（claim making）。

 

他进一步说明，做出声称当然是一种符号表征实践，正如亚历山大所说“这是关于某种根本损伤(fundamental injury)的宣称，是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惊骇的庸俗化的感叹，是关于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horribly destructive social process）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符号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

 

陶教授继续对亚历山大的相关理论展开介绍，并解读了创伤声称获得认同所需回答的五大问题。

 

随后，陶教授展示了艾尔曼对亚历山大等学者的观点的评析，其中，艾尔曼突出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创伤这一话语过程中扮演的核心作用。

讲座尾声，魏朝勇教授就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向陶东风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致谢。随后，线下参会的同学们也与陶东风教授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互动。

 

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